和母亲做的播客虽然只上线了两期，还是一个新生儿，不过实际已经录了五期或长或短的节目了。母亲比我甚至更加完美主义，每次我花了七个小时剪完片子，躺在床上累到无法动弹的时候，最害怕的事情就是她听完打电话来说，我觉得一般，要不要这一期节目就留作记录好了？那一刻，免费劳力我本人的崩溃真是一文不值。母亲最介意的是她说话的表现，“含糊，无趣，车轱辘话“，她自我感知里的无法好好说话感觉快要剥夺做播客本身的快乐了。我这个谨慎而悲观的人，因此在这个团队里扮演起积极乐观的角色：你不做播客的话，怎么会有机会审视一下自己说话的方式呢？
说话本来就是一个有门槛的事情。生活里有太多习以为常的事情都是由门槛的，就像有太多所谓自然而然的观念都是不自然的。最直接的例子就是读书。总听到过这样的抱怨，为什么这本书这么难读，这么厚，等等。刚进大学初期读很多论文也是不知所云，进而就特别质疑自己的英文水平。英文阅读的局限不假，但是现在看来，预设一篇论文读一遍就可以读懂，一本书翻开就可以读本身就是错误的。这件事情本身就很难，或许要求你已经有庞大的知识储备，或许希望你对某一个学派或者流派的文字风格略有涉猎，或许要求你高度集中精神，在字与字行与行之间了解“言外之意”。有的时候也不全是读者的责任，作者也有确实可以做得更多更好的时候。同理可以推广之欣赏音乐，绘画等等，这些东西微妙地被许多人假设是一看即懂的，他们一边带着这份傲慢轻视在这方面花了很多时间钻研的人，一边不懂装懂。这种情况真是不甚枚举了。
不过说话的门槛，具体是指什么呢？其实母亲的那份焦虑大多源自对自己的要求，和常年没有公共演讲而带来的不自信。在此，我只能反思一下我自己说话的方式。每一次数个小时对录制片段进行剪辑，实在是一种“拉片“似的对自己说话方式的检阅。每一个短句，用词，语法都极其缓慢地且反复地被聆听。几次之后，我发现自己说话首先受学院派的影响特别深重，这不仅仅来自于学术训练（其实我的学术训练大多是由英文完成的），更是我从初三以来的阅读兴趣。高中三年我对文学失去了兴趣，不像初中那时候找作者的全集来阅读。高一时候半懂不懂（现在看来就是完全不懂）地读了一些哲学入门或者经典，之后就一直徘徊在历史学的非虚构阅读里，后期接触了人类学的著作，再来时社会学。这对我使用语法上的影响首先是，对于关键词的定义，以及对于使用这个定义的限制。比如说，第二期和母亲聊到”爱好“作为一种超越纯实践的一种意义，比如说对人生虚无的抵抗。我就首先花了挺多的时间定义爱好是什么，而母亲显然比较倾向于探讨一个具体的爱好，打网球。其次，我倾向于使用一些组词的方式，比如xx性（性质）。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母亲说”网球可以让你交到很多的朋友“，我同意并重新表述”是的，爱好是有一定程度的社交性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非此不可，也不确定那个时候脑海里有什么新的想法，但是话就这么说出来了。
母亲大概是比较习惯我的说话方式了，就像她也习惯我有时候说话快而不清，尤其是我特别激动或者专注的时候。母亲一般都会说，我可能要再消化一下你的内容。这是她对我们之间沟通一贯的耐心和认真，我是一直感激的。也有几次，她有点无能为力地抱怨道，我没怎么听懂。有一些文章，母亲看完之后也说，我看不懂。比如那篇质疑科学话语在英国政府防疫过程中被利用的文章。一方面，我认为文章阅读本身就是有门槛的，不需要事事都为此而调整或者放弃自己写作的方式；但是，如果一个文章不能写得绝大部分人觉得清晰可懂，那么是不是就无法算是好文章？这在现在这个互联网时代还是成立的吗？之前读到维舟写的一篇关于“独立写作”的短文，他说自己就是写不了爽文。没办法，也能就如此自我调整，自我进步了。当然，爽文或者所谓爆款是当下短平快文字的一种极端表现，对我而言是一种过度迁就大众而放弃自我的方法。我肯定是做不来也不愿意做的。不过，显然还是有其他的方法可以把话说得更好，其中一种姑且称作“陈嘉映“式吧。从他的旅行人札记，到最近的走出唯一真理观，两者之间还有数本旨在说理的好书，对我而言除了是一种思辨的典范之外，还是一种说理的典范；这其实也是陈师反复强调的。他的书展现了一个非常朴实的道理，就是扎实的语言构成的说话的方式要求深度的思考，这样才可以不用依托复杂的语言来掩饰或者转移大家对于说理本身不足的注意力。但是哪怕如此，陈师在一篇收录在书中的采访里说到，还是要靠写作才能将自己的思考固定下来。唐诺在《十三邀》里面也说过几乎一模一样的话，语言的流动性是没有绝对的静止的。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说话的方式应该像水一样，在不同的容器里面有不同的样子，而不是非得像砖头一样占据公共空间，拒绝说话这个本体以外一切的互动。
学院内的写作和说话多少就有这个问题。我的导师Sian就说，我本来就不是写给中学生看的，我不会花心思在这个方面。这其实合情合理，而且如果中学生不是个比喻的话，那么这实在是个很低的标准了。从比较高的标准上来说，学院里面的人也常常看不懂别人的文章，比如一些学者撰文对Judith Butler或者Spivak等人的批评，部分文章大致意思是，为什么我听你的讲座采访都发现你能把自己的所思所想说得很清楚，一旦落到文字上就如此的晦涩难懂呢？一部分的怀疑落在学院的“文字游戏”之上，大概就是用这种说话的方式标榜自己的学识，维护自己的学术地位/权威等等。虽然一部分被批评的学者其实非常深入学院外的社群，多年做着比批评者多了去的象牙塔外工作，但是还是因为说话的方式被这样的批评压得死死的。那么某种难懂的表达方式是必要的坚持吗？坚持背后的底线又是什么呢？另一个角度来看，学院，尤其是中国或者华语的情况里，因为知识付费出现了一些松动。这背后的原因和驱动力颇为复杂，不过单就我对在知识付费节目里的学者的表达方式的观察来看，我觉得让我一下回到了小学课堂。一个知识点要铺垫非常久，辅佐比较容易理解的故事性较强的例子等等，一档节目下来有时候都不如书本的一个章节。不过这些节目倒是通常有很大的抱负，要在厅堂厨房里培养出一个个世界公民视野，批判性思维等等能力的个体。这种去除能力培养，回避深度和时间投入的知识传授，真的有用吗？当然，我绝不是说知识付费这样的渠道不重要，毕竟在这个乌烟瘴气的中文网络平台，知识付费也算是守住了一个独特的位置。虽然如此，我还是得说，许多节目中说话的方式，似乎旨在去掉学术讨论的门槛，向普通的互联网讨论迈进，这不是一个什么太好的苗头。
我试图通过这篇随笔边写边思考自己说话的方式，尤其是我以后在播客里应该如何讲话。当然，我知道这其中也有众口难调等一系列其他外在因素，但是又好像不应该全然这么归因。按一种艺术家常用的话来说，这是个“找到自己声音”的过程，这个过程本身就有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玄妙。作为一种想象力和能力都被学术训练激发和限制的人来说，这种玄妙还伴随着一种张力，内容的复杂性和表达的复杂性，表达的复杂性和表达的清晰程度等等。或许每个人对自己如何说话都应该更有意识，毕竟我们生活在一个一方面语言的流动性大到荒谬的社会，你说的东西可能是任何的意思；同时语言的固化又是非常可怕，审查，教育，举报等等，让某些话某些场合某些表达只会有一种意思，而且常常是同说话的人本意不相关的意思。在这极端情况下，说话的方式几乎成为了一种做人的方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