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过几天，我将从圣安德鲁斯大学国际关系专业毕业。对我来说，这座大学和这个小镇都太特别了，以至于我现在就能清楚地指出它对我生活，性格和学术方向的影响。细致一点来讲，通过向往一种更内化的生活，圣安使我更义无反顾地安居于（对于国内来说）“非主流”的群体；通过半强迫地将我介绍进中世纪史和宗教这样的世界，它在无情揭开我无知的一面的同时又慷慨地引导我进入了新的世界，其结果就是，我的毕业论文和接下来在亚非学院的专业方向，是大一入学时候从未想过的。通过将我安置在横纵不超过半小时步行距离的镇子里，我的生活方式，人际交往和日常安排都发生了极大的改变。从一开始的极致的孤独，到走在路上感到由衷的泰然和快乐，这个过程虽然花了不短的时间，但现在看来，这些时间花在了必须要经历的成长上面。圣安在这个过程里，保护了我也刺激了我。

一开始，我并不知道选择了圣安到底是选择了什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几种困惑逐渐浮现，转换成情绪上或者生活上歇斯底里的部分，逼着我必须要去面对。当穷尽这些歇斯底里之后，我发现我寻找到不是答案，而是秩序，换言之一种生活的节奏。它不是单指几点起床入睡的节奏，虽然也包括；但更重要的是一种如何安排生活，安排自己以达到一个良好生活状态的方法。诚然，我无法靠这些秩序驱散那些歇斯底里，但是构建良好的生活秩序帮助我与歇斯底里和谐共处。从对比刚入学和现在的我来说，我通过不断实践和复盘建立了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秩序，我以什么样的心态面对无法逃避的歇斯底里，以及二者中和构成了一个什么样的我，以及这个我怎么影响了我以后的发展，是我认为回看圣安四年最重要的角度。

第一个困惑是知识上的不安感。圣安很明显的一个优势和弱势是其学术方向上的Eurocentric。单就国际关系和历史系的亚洲方向来说，不仅研究方向非常集中（比如国关以security为主），而且区域也莫名集中在东南亚。那些出于照顾学生心情而开的关于东亚的课都定位在极其入门的水平，且授课老师也常常不拥有相匹配的研究方向（新来的关于东亚方向的lecturer水平又非常令人糟心，顺便吐个槽）。作为心向东亚国际关系历史研究的第一年新生，我大概是瞄得准准地扑了空。不仅如此，对于好像所有人都懂点什么的西方中世纪史，我听讲座都略显吃力。在这个状态下，我曾长时间绝望地感觉到在这个学校学习不到感兴趣的知识，而且还得每日挣扎在英语学术写作的迷茫，对西方历史如此无知的自信心倒塌，和讲座听不懂的焦虑之中。那种高中上理科课的恐惧又回来了。

第二个困惑是生活上的无意义。哪怕再怎么认为自己是个好静的人，城里孩子终究是城里孩子。要怎么在这个只有三条短短的街，地方小小，且没有火车站的地方充实地生活，实在令人为难。加上进入大学阶段，再也没有人在身后催促和督促我做任何事情，或者给出明确的指示和建议，这种高度的自我责任制让我感到很有压力。特别是无所事事，尤其是在关键时刻打不起精神的时候，对于自己的失望和自责令人喘不过气。母亲曾在入大学前勉励我，高中毕业接着的这四年，许多人就变得不一样了，有些差距就出来了。每每想到这样的话再看看自己，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很难对自己感到满意。

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困惑，或者因为拥有了之前从未有过的经历而产生的全新的心境。在圣安，我大概有过生来最温柔的时候，也有过最难过的时候，然后便有了酩酊大醉的时候，或者有了现在想起来心里还会一软的时候。同时发生在圣安外的事情，无论是在伦敦，欧陆，北美还是中国，都对我有很大的影响。尤其是自己偏居一隅，过着总体上闲适而又多少理想主义的生活时，这些影响更被放大了。它们对塑造现在的我同样重要。但是，这些时候不在圣安也会发生，圣安不过提供了一个场所而已。但是以上两种困惑像是在圣安才会有的化学反应，因此我把它们特别列出来。

如果不是圣安，我或许就错过了接触一个更大世界的机会，因为我与这个世界的初接触完全是圣安的学制逼着我没有办法而为之。高中之前的学习多少受分数排名的影响，喜欢在自己的舒适区里打转。第一、二年的中世纪史，欧洲史，苏格兰和大不列颠史以及史学理论打碎了我的舒适区。一开始，我震惊于自己如何不知道这么多应该是常识的事情，比如哈布斯堡王朝。随之，我开始反思在这之前，当我提到欧洲，提到中国或者东亚以外的区域的时候我到底在说什么，我是否知道我在说什么。在得到模糊且否定的答案之后，我认真思考了一个人知识的“格局”如何的问题。如果我的知识范围其实是限制在一个区域而已，那么我要怎么负责任地参加一个公共讨论，我要怎么写出一篇有说服力的文章让读者有共鸣，我要怎么更深入地讨论，反思以及借鉴。这些问题在海外的环境里变得非常严峻，因为一个固步自封，自说自话的人常常是极其显眼的。在这个基础上，我也重新思考了什么是我理想中的好的学者。这些思考伴随着对自己原以为擅长的事情的退让和怀疑，但是一种打碎重来的意志也随之产生。尤其是对自己完全不了解，但是在某个现实层面上又极其重要的事情，我都会无视兴趣浓厚与否而鼓励自己去学习（当然特朗普在这个思想转变上也贡献颇多）。在这个心态下，我在第三年选择了安德森教授的基督教与国际政治，后又选修了甘尼的中东的意识形态和社会运动，做了埃及穆兄会与国家关系的题目。在此之中找到了自己觉得感兴趣并且重要的议题：宗教与政治，并且申请了亚非学院的研究生。如果穿越回第一年把这个选择告诉给那时的我，我应该会感到是一个相当无理数的事情；但现在看来是一个值得感激和自豪的事情。

如果不是圣安，我或许也不会有那么迫切的寻找自己生活秩序的渴望。大概是因为圣安本身没那么丰富多彩，它要求我主动过得丰富多彩。第一年的时候几乎唯一的团体社交是参加球队，开心但是非常疲累。网球队的训练时间长到影响了课业，于是年末就退出，之后就一直和朋友打网球或者羽毛球玩。第二、三年的时候在剧团里写剧本和演话剧。剧团实在是个非常青春的事情，做了很多疯狂的事情。第四年组织了个在酒吧里的讨论小组。然而我不是一个能从人群中获得能量的人，扎进人群里始终不像是一条出路。同时因为身边优秀的朋友很多，令人羡慕的生活方式和其成果也不少，所以很快就有了见贤思齐的心理。在不断地尝试，不断地失败，不断地拖延和不断地复盘再尝试之后，我还是培养出了一个自己满意的生活方式和秩序，其中主要是三个想法的实践：一是习惯大于自制力，并且摧毁习惯最快的方式就是中断对习惯的培养；第二是每天都要有“工作“的时间；第三是人一定要有爱好。自今年年初开始，我特别真实地感觉到人会因为喜欢自己的生活方式，而喜欢自己和自己的生活。这种生活秩序从某种程度上是与独处和内省相伴相生的，到头来是一种自我要求的精进而已。

过几个月坐标就要从苏格兰移到英格兰了，我总感觉到一种莫名强烈的身份变化，有时甚至让我没有那么开心于这样的改变。不知怎么的，我感到伦敦会让一切秩序和歇斯底里都更加动荡和不安定，希望在圣安积淀下来的平静能够成为一种力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