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于我刚完成的一篇论文，原题为:To what extent it is a caricature to blame a globalized Chrstian Right for anti-gay policy agenda in Uganda and Russian？

最近两天除了一系列需要鼓起勇气阅读的高校性侵以外，官方开始严控多元性向的公共表达是另一个引起广泛回应的话题。过去几年全球出现的诸多对于同性恋者和同性婚姻的利好消息，比如许多国家同性婚姻合法化，让全球的LGBT Community欢欣鼓舞。但是，非洲，中亚，俄罗斯以及东欧的部分国家的反同议程也在各种助力下向前推进。Philip Jenkins认为这样对于性，家庭，道德等公共议题的两极化的理解和实践，是发展的/progressive和传统的/orthodox的宗教观念之间鸿沟的体现 [1]。在所谓传统宗教观念的阵营里，首先在美国发展，后又成功建立起全球网络的基督教右派，是最强有力的推手。基督教右派认为自己守护着真正意义上的道德，且这种道德应该是不变的，不向全球化和世俗化浪潮妥协的。在自由主义的，世俗的论点和道德观念在一些国家转化成亲同性恋立法，和指导大多有影响力的国际组织将保护LGBT权益写入章程后，一些基督教右派以及反对同性恋权益的人将俄罗斯，这个所谓的第三罗马，看作“世风日下”的21世纪中全球基督教的真正领导者。尤其在普京的第二个任期之后，政府与俄罗斯东正教的合作逐渐进入蜜月期，对于这种“真正意义上的道德”的守护与它们对所谓“俄罗斯性“的守护一起，支持教会和政府对性少数群体进行公开的打压。2010年，俄罗斯最高法禁止在未来的100年内所有在莫斯科的骄傲游行；2013年，一项“限制同性恋宣传”的法案通过，进一步剥夺了性少数群体争取更多被社会接受的机会。同时，普金也运用了这个“领导者”的头衔，赞助包括基督教右派在内的“international traditionalist”，帮助他们建立了全球的网络，并最终形成一个与主流国际组织和国际社会规范向抗衡的平行组织和规范。这个过程很长时间都在主流国际社会的边缘，然而随着全球民粹主义兴起，以及俄罗斯干涉美国大选之类事情的爆发，这个平行的全球网络的影响力逐渐无法回避。

俄罗斯东正教堂和普京政府俄罗斯境内深化反同性恋议程的最主要推手。2000年，东正教堂在自己的一份基本文件“俄罗斯东正教堂社会观念的基础”中，明确阐述了自己毫无商量余地的反同立场 (categorically condmened)。该立场是俄罗斯东正教堂和普京政府更重要的反西化和反全球化议程中意识形态战场中的一役。普京政府运用东正教所拥有的巨大的文化资本和影响力，来控制社会主流，或者是“正确的”的文化。2014年，俄罗斯东正教被认定为俄罗斯国家文化的根据（Basics of State Cultural Policy），冠以了东正教近似于国教的地位，赋予了其团结俄罗斯社会和维护俄罗斯文化的特殊权力。这一政策作为国家安全政策(National Security Doctrine)中的一个，将反对同性恋议程与维护国家安全，维护国家根本利益等动机联系在一起，也进一步地为俄罗斯反同性恋议题的合法性正名。

俄罗斯的反同性恋议程，因为俄罗斯本身文化的独立性（即美国基督教右派在其中极其有限的影响力）和俄罗斯强势的国际地位，在全球反同议程中享有榜样般的地位。其中有两点可被借鉴，且已经被广泛借鉴的论点。一是，人权例外论，即将反同性议程建立在不违背保护人权的前提之上。具体的做法有二，一是重新定义人权，比如2006年的俄罗斯人权宣言，明确表示人权应该被尊重的同时，不应该驾驭信仰，且道德不应该也不可以与宗教价值相分离；二是证明同性恋权益不包括在基本人权之中，而是一种“特别的权力”，比如基督教右派否认多元性向这个定义应用于人权的合法性，又比如乌干达政府声明中的性少数不是人权应该保护的范畴。人权例外论常常被当作对于强势的西方话语，即西方意义下的人权，的一种挑战和批判，对于一些国家还有后殖民的意义。“例外”在这里是一种因地制宜，而不是对人权概念本真的背弃。二是用维护传统价值为反对西方同性恋文化正名。这个理由在国际舞台上，比如1995年Beijing+5 Conference和联合国，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

以上这两个可以学习之处，应该会很清晰地体现在中国未来反同议程里。另外，考虑到宗教团体在中国与性少数群体的境遇局促程度不相上下，所以宗教应该如何吸收进入主流政治讨论，全球化环境内价值传播，吸收和本土化等问题在这里不做更展开的探讨。然而此类大环境的问题，是客观存在的，打破一下乐观主义过分长时间的幻觉，又能用以自我检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