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上凉山的日子，目标地点是四川省凉山自治州喜德县热柯依达乡中心小学。去年，作为十二个志愿者中的一个，我担任五年级的班主任，负责高年级地理历史的备课和教授，以及组织全校规模的体育活动。在中央实行撤点并校之后，该小学的人数达到了近200人，是当地规模较大的一所学校。在过去的十年，该校都和NGO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因此建起了两栋新的校舍，连起无线网络，提供远高于当地伙食标准的三餐，并将学费维持在每学期400元左右。如果孩子的成绩在班级的前十名，约是人数前35%，可以拿到50-100元不等的奖学金。如果孩子所在的家庭有得到资助，那么还会有百元不等的学费补助。学校的结构是一个年级一个班，人数在30-40人之间，男女比率没有明显的失衡。每年能有近十个学生考出大山，到喜德县，甚至是西昌市上初中。考虑到这需要成绩优良和家庭支持两方面的优势，形式已十分可喜。去年，有四个考入高中的毕业生回到小学让我们做高考辅导。能够在高考准备上帮助到毕业多年的学生，支教的朋友们都非常用心。我们可能比他们更加看重高考这个机会，更加强调“去成都”对他们追求更好生活的意义。

在去之前，我做好了完全吃苦耐劳的准备。我的老家是不通公路的农村，我便自然以为学校至少是老家的标准或者以下。因此，在深山连上学校无线网的时刻，我不免有种很奇妙的感觉。不过，在最后一周的家访中，我明白了这种奇妙的感觉是一种幻觉，山区的人们仍然在贫穷和疾病的紧紧缠绕中蹒跚生活。志愿者住的地方是一楼教室的地板，睡在自带的睡袋里面。这没什么，对我来说像是喜欢又很久没机会接触的户外生活。在学校的日程安排是非常紧凑的，从早上六点到晚上八点半几乎没有半小时以上的休息。这就像是12个大学生在组织着一个两百余小学生的，为期三周的暑校，事实也是如此。老师们大多下山休假，只有食堂师傅和个别几个老师留下担任保安和门房大爷的工作。我们下山的日子，也就是九月一日，是老师们上山和学校开学的日子。绕着篝火一遍遍跳着舞，觥筹交错一下，便完成了这个暑校和学校的交接。我仍记得离开的那天早上，我背着大包站在校门口，看到一个男老师踹了五年级一个学生一脚，那个性格开朗的孩子脸上毫无表情。我想我们三个人，我，男孩子，老师，都知道现在是谁的主场了。

我主动申请教高年级的历史和地理，另一个这么做的人LSE历史系的天艺兄。我们是队伍里唯二的历史系学生，历史似乎自然成为了我们分内之事。天艺兄已经是第四年上山，带着同一拨孩子从二年级到六年级毕业。孩子们对他的感情之深厚，是我们这些新面孔所远不能及的。2016年是他最后一次当这拨孩子的班主任，这让他感到很伤感。我经常见到他和学生们说，我们约好了在山外见面；他相信，走出大山是唯一可以改变孩子们人生的机会。我在热柯的第一堂课就是六年级的地理课，他作为班主任坐在后面听课，是莫大的鼓励。我也常去听他的历史课，并马上从中捕捉到了，我们对于历史有着同样的关切，即历史对于身份认同的塑造。我怎么定义我是谁，来自于我对我的历史，怎么理解。我是一个彝族人，一个少数民族，一个汉族人，还是中国人？这些概念可以均势地共存吗？我们做了很多的探讨，其中承认一点：我们是外来者，对孩子们可能有的答案一无所知。

一次历史课，我应男生们的提议讲秦始皇的故事。课堂接近尾声时，学生阿生木加举手问我，他是彝族人吗？得到了否定的答案后，另外一个学生问，那么他是汉族的皇帝，对吧？我点头，班级里一阵交头接耳。我并没有准备面对这样的提问，且我一开始就根本没有介绍秦始皇是哪族人。意识到这会是孩子们听历史故事时感到困惑的地方，我简单地介绍了历史上不是汉族统治的王朝。下课铃响，学生拉马伍合抓紧喊到，没有彝族的皇帝吗？整个班级好像都为了等我的答案似的，没有一人冲出教室。我无法回答，摇了摇头，喊了下课。转过身，黑板上贴着刚用过的中国地图，看看中国，又看看四川西南部，我一直都明白，四川西南部不曾纳入中华帝国版图，也未曾被收入过西藏神权统治。彝族人高度自治的奴隶社会由来已久，而被纳入新中国是这个社会最接近，所谓的中华版图的时候。我也一直都明白，彝族是一个被创造的分类。大凉山，小凉山的彝族，云南的，四川的，贵州的彝族互不相同。在历史上，他们是不同的，自治的部落，占山为王。虽然我明白这些，但是显然没有被放在心上。转过身，看着空空的教室，我不知道对于孩子们而言，我讲的故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甚至连我都不确定，我讲了一个什么故事。甚至有一些时刻，我感到我被所谓的政治正确给限制住了，我问自己，这是一个正确的做法吗？

这些问题从来没有离开过我，相反，它们在支教结束后的日子里仍然不断闯进我的脑海，并在再上凉山之际显得愈发强烈。去年，我调整了历史课的上法，没有遵循初中课本那种系统的知识架构，转而每天和孩子们聊天，问他们想听什么，然后我想讲故事一样上课。我相信，历史最浅显易懂的迷人之处，就是它的文学性或者故事性。不过，为了保证氛围是课堂而非茶馆，我会特别强调一些历史要素，特别是对于时间的认识。这像是一种对历史的感觉，时间在走，事物在变，连接了过去和现在。封闭的农业社会的凉山，仍高度依赖经验和传统来维持稳定生活秩序。这样的感觉在孩子们中，异常缺乏。当然，我清楚我没有教出心中最理想的历史课。因为在回答，历史到底要给他们什么，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是没有底气的。

最后一周的家访也带来了震动。在近一个小时的山路之后，我，北大学姐和当地老师（顺便充当普通话翻译）来到一个聚落。家访的工作和精准扶贫的摸底工作非常类似。问家庭情况，牲畜几头，经济来源等等。面前成为房屋的建筑没有窗户，拉开帘子，苍蝇成球状地扑面而来。屋内充满土味，正中是一个做饭的锅，两张简陋的床。剩下所有的地方都被荞麦等粮食作物填满。很少的几家能看到收音机，甚至电视等家用电器。我们进屋打起手电筒，坐定，向老乡询问各种表格上的问题。大部分老乡不能说流利的汉语，需要当地老师翻译。走访了一天，十几家，几乎每一家的成年人都有胃病，每一家都过着几乎自给自足的生活。后来得知，我走访家庭情况都属于中上。一些志愿者告诉我五年级一些学生的家庭状况，是在我想象之外的。比如说，一个学生的爸爸贩毒被抓，残疾的妈妈卧床不起，他和另外五个兄弟姐妹靠着在深山里开小卖部的奶奶抚养。七个人赖以生存的小卖部，每年大概能带来3000元的收入。这个孩子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他的笑脸。他几乎无时无刻不在笑着。运动会投篮输了，他笑着；考数学班级第二名，他笑着。他是给别人带来快乐的人。

许多孩子，他们需要的是机会。但是他们现在没有机会，命运是绝对受人和天摆布的。这种对我而言是绝望的感觉，对他们而言，似乎因为与生俱来而习以为常。就像孩子们和我描述自己亲人的死亡一样，冷静，淡然，语气里没有犹豫和颤抖，这让我感到很不适应。虽然不确定此是不是对每个人都合适，但我也认为，走出去是他们所能把握的，最大的机会。尽可能好地掌握汉语，融入这个汉族为主的社会，就有更大的可能过一个不一样的人生。我偶尔有一种急功近利的感觉，想要最直接地帮助到他们。这更有可能是教他们基本的数学，基本的法律意识，几门技能。相比之下，三周的历史课，真的有用吗？虽然我总是会立马问一句，如果有用呢？聪明固然重要，但是更要有道德。可是，反问自己，这真的是一个选择题吗？

写到此刻想起，去年出发前和Rikke说了支教这事，问她，要是你去，最想教他们什么？Rikke秒答，当然是critical thinking和freedom啊！真是非常斯堪的纳维亚的答案。现在非常想把这个丹麦人带去凉山的山沟里三周，然后再做探讨。哪怕答案一样，而且很可能一样，对我也会很有启发。

最后一句，希望今年回去能看到全班都在，这样就够好了。